发布时间：2015-05-1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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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区政协法律服务团编委会 主 任：周 钢 副 主 任：陈东明 委 员：王勤保 周旦平 蒋 怡 夏家品 洪 波 执行主编：王勤保 本期编辑：周旦平 网 址：http://www.hzxc.gov.cn/pub/qz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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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浙法速览
■浙江：审议批准首部人民调解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例》自2015年 5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有助于规范行政执法
◆重点解读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之解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之解读
◆最新动态
■中国拟立法规定：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三年禁代言
◆风险防控
■新三板交易中的有关涉税事项及风险点
◆热点评析
■ 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本期编辑：周旦平
浙法速览
浙江：审议批准首部人民调解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该《条例》是人民调解法实施以来，全国第二部、浙江省首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6项重点内容：各级人民政府及工作指导单位的责任；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相关内容；人民调解组织的备案制度及运作规范；纠纷的受理范围及管辖；明确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工作衔接机制；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
据介绍，近年来宁波市人民调解工作发展迅速，目前全市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4683个，专职和兼职人民调解员18895名，年均化解纠纷12余万件，调解成功率在95%以上，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多层次、立体型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与此同时，宁波积极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和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工作模式被总结为“宁波解法”向全国推广。
《浙江省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例》自2015年 5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紧贴军人军属关注的问题进行立法设计，将浙江省多年来涉军维权工作经验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固化完善，对国家和省内有关法规政策进行细化补充，对权益保障工作的实施主体及职责、军人军属主要权益、权利救济与法律责任等作出了系统性规范，并对部分军人军属权益作了突破性规定。
特别是，在军人政治荣誉上，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当为军人家庭张挂光荣牌，并在春节期间以及部队执行重要任务后组织走访慰问军属”，用刚性法规把传统做法固化下来，并注重创新发展方法手段，要求“军人被授予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其入伍前或者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在军人土地权益保障上，积极回应官兵关切，明确规定“义务兵和士官在服现役期间，入伍前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保留。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在服现役期间，入伍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其成员资格应当保留。”比《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入伍前的承包地（山、林）等，应当保留”更具体，而且把保护对象由初级士官拓展为士官，把土地承包权延伸到事关房屋拆迁补偿、集体资产股份量化、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社员待遇上。
在士兵退役安置上，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退役士兵工作，应当采取考核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量化计算总分，公示具体考核指标和考核分数，公开考试成绩。退役士兵按照考核考试综合得分排名顺序，选择政府提供的安置岗位”，通过明确具体方法与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和公平公正性。
在军人家庭住房保障上，适应军队住房保障社会化改革大趋势，前瞻性规定“配偶随军的家庭在部队和驻军所在地无住房的，可以按照驻军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规定申请保障性住房”。
在军人军属医疗保障上，针对有的海岛部队官兵、干休所（点）老干部远离军队体系医院看病难问题，规定“远离军队定点体系医院的军人和随军军属，经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批准，可以就近选择地方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就医，相关费用由批准单位向选择就医的定点医院按照规定结算”。
在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受侵后的司法救济上，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优先处理，优先提供法律援助，并依法给予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通过规范权利救济方式手段，让官兵在权益受损后维权有保障。
《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自2015年
5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总共26条。该《办法》明确规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责任主体为承办者，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安全责任人；对同一个活动中有两个以上承办者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主要承办者和其他承办者各自的安全责任。
本着便民的原则，《办法》规定，同年度内在同一地点举行相同内容和规模的多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可以采取一次性申请的方式取得安全许可。
《办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对预计参加人数在5000人以上且占用公共场所、道路的群众自发聚集活动的安全管理职责。“虽然群众自发聚集活动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但针对上海外滩群众自发聚集引发的踩踏事故，基于确保公共安全考虑，《办法》明确公安机关的监管责任，以更好地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办法》还进一步加大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力度，明确对承办者不按规定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的，公安机关可以采取责令停止部分或全部相关活动的行政强制性措施和处罚手段。同时，也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依法履职行为明确了追责规定。
据了解，省公安厅还将依据《办法》等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出台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等级评估标准、安全工作规范，并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舞台、看台、展台等临时设施安全技术要求。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自2015年7月1日施行，该法有助于规范行政执法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5年 7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政府立法的形式全面推进行政处罚结果网上公开。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将有助于规范行政执法，使执法机关接受群众监督。
根据这一《办法》，行政执法机关适用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在互联网上主动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但如果被处罚人是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事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将不会在网上公开。
《办法》规定，在互联网上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可以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或者摘要信息。摘要信息，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称、被处罚人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主要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等。
《办法》还规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在互联网上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时，要隐去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信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以及被处罚人以外的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纠错机制，也是办法的重要内容。办法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执法机关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不准确，有权要求实施公开的行政执法机关予以更正；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
此外，《办法》还规定，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满5年的，应当从互联网上撤下。
重点解读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之解读
行政诉讼，也就是俗称的“民告官”。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出台，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多年来，面对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
执行难”等问题，人们反映强烈。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的第一部法律，也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作出的首次修改，标志着“民告官”正式迈入2.0时代。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如何破解“三难”？对于作为起诉方的老百姓、审理者的法官、被诉方的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来说，新法将给他们带来如
下变化：百姓：顺利打开“立案”大门；法官：审理不再躲躲闪闪；官员：出庭应诉履行判决是法定义务。
同时，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具有如下十大亮点：
一、扩大受案范围
增加可提起诉讼的情形：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等。
二、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三、应当登记立案
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出具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四、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涉及不动产的可延长至二十年。
五、 增加调解制度
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
六、完善审判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审理、执行等问题要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诉讼合同的监督，检察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七、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八、可跨区域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九、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十、可拘留拒不执行的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之解读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修订后的环保法自2015年1月1日施行。本次修改明确了新世纪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加强政府责任和责任监督，衔接和规范相关法律制度，以推进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的实施。这是一次全面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共七章七十条，与现行法的六章四十七条相比，有了较大变化。新环保法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并明确“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污染者担责的原则”；新环保法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设计按日计罚制度；新环保法增加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应对雾霾。新环保法规定突出强调政府监督管理责任；新环保法规定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新环保法设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章；新环保法规定情节严重者将适用行政拘留等。
这次新修订的《环保法》吸收了全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很严格的措施，监管手段出了硬招，比如说查封、扣押全有了，对于不认真履行法律职责的官员，特别是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可以采取引咎辞职的制度。新修订的《环保法》的亮点在于：
一、创新立法理念
比如里面提出了生态文明，围绕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建设，围绕生态文明采取一些硬的措施，考核机制，采用环境信用制度，法律责任很严格等等，原则制定好之后，原则、体制、机制、制度基本都是比较顺畅的。执法理念有创新。相比1989年《环保法》理念有新的突破，1989年的《环保法》还是经济优先，促进经济发展，这次《环保法》通过的，立法方面好得多。
二、加强技术手段
老的《环保法》在科技、教育培训方面一句话就带过了，这次刚刚通过的《环保法》，在经济投资、教育、科技等方面，比如加强环境风险调查，比如中共党中央进行的基础研究，包括环境的风险评估，评估之后有利于环境标准的出台，这是第二个技术手段加强了，包括环境信息建设。
三、转型监管模式
传统的环境保护以1989年《环保法》为典型，它的环境监管是以点源为基准，一个个企业去监管，现在25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环境污染是区域性、流域性的，包括农村的面源污染。《环保法》修改，产生了一些流域、区域的调整方法，比如对农业的面源污染，比如屠宰、养殖，它要求屠宰场、养殖场的选择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因为它容易产生面源污染，包括农村农药化肥施用也有选择和规定，大气雾霾，水流域污染专门做出了规定，水和大气的联防联控机制，对节约水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此外，引入了许可管理，《水污染防治法》里有，许可证应该是综合性的许可证，包括水、大气、固体、噪声等等。《环保法》作为基础性的法律，这次在全国人大定调是基础性的法律，对许可管理做出了综合性的规定，并且现在强调，因为现在企业整个经营成本总体是比较高的，我在地方政府当了三年半的副局长，对此深有体会，比如有的企业开张要做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比如有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的，消防生产的，职业卫生的，水土流失的等等，加起来有六七个预评价。
四、监管手段出硬招
比如说查封、扣押全有了，我深刻地体会到监管部门没有执法硬招的时候遇到的尴尬境地。我曾经在北京市安监局当副局长的时候，晚上带队执法，有一个地方出现违法作业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查封扣押权，没有对它进行处罚，第二次违法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把它拍出来，北京新闻里放了，第三次抓住的时候他不但不感到羞愧，还对我们表示感谢，说感谢你让我们上了电视，我们出名了。因为没有查封扣押权，像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的时候有个拆除权，此次《环境保护法》对违法排污这些设备，规定了可以掌控可以查收，这些措施有利于查封违法行为。
还有行政代执行，如果让你治理污染你不治理的，我找人给你治理，费用你承担，这种硬招是比较多的。对于那些环境违法的企业，我们可以采取综合性调控手段，比如你是个超标排污企业，国土部门审批的时候不给你土地，你想扩大规模不给你，你的产品想出口不给你配额，你想上市不给你上市，你已经上市了，你想融资不给你，比如不给你供水，不给你供电，措施是非常强的，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生产和清洁生产。
五、监督和参与体现环境民主的原则
这次《环保法》修订有个很重大的特点，原来是分为准则、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还有法律责任，负责，总共六章，这次修改为七章，法律责任之前专门设立了一章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门让老百姓去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境保护工作。
《环保法》真正设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参与环境保护权，我们已经有了一定实际意义上的参与环境权了，比如公民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环境权有序保障的形式，所以民主性是很强的。
这次有很重大的创新，让政府接受人大的监督，政府不仅接受NGO的监督还接受人大的监督，一年一次到两次，到人大或常委会汇报环境保护工作，人大可以进行批评，所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色彩是很厉害的。
六、严厉法律责任
很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拘留，行政拘留是四种情况，没有环境保护评价就要拘留，你投排污染物拘留，你如果伪造、造假也要拘留，包括瞒报、谎报数据也采取拘留的形式。
最新动态
中国拟立法规定：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三年禁代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20日在北京开幕。三次提请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备受关注的明星广告代言有了更严格规定。
近年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违法成本低的现象广受诟病。该草案规定，对在虚假广告中作推荐、证明受到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利用其作为广告代言人。
对虚假宣传泛滥的药品、保健品广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保健食品广告准则单列一条，并增加规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并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对于药品广告，草案规定，药品广告的内容不得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不一致，并应当显著标明禁忌和不良反应。
针对一些媒体以健康、养生栏目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广告，误导消费者的现象，草案对此增加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广告。
草案建议，医疗机构违法发布广告，情节严重的，除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处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吊销诊疗科目或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新闻出版广电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有广告违法行为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不依法予以处理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对广受关注的烟草广告，草案以列举的方式对发布烟草广告的媒介、公共场所、形式等作了进一步限制，即除了在烟草制品专卖点的店堂室内发布经工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以及烟草制品生产者向烟草制品销售者内部发送的经工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外，其他形式的烟草广告均被禁止。
为促进母乳喂养，草案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和其他食品广告，并对违反这一规定的法律责任相应作了规定。
风险防控
新三板交易中的有关涉税事项及风险点
新三板专业名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场外市场，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截止到2014年底，挂牌公司达1572家，总市值达4591.42亿元。在股票转让方面，2014年增至130.36亿元，股票换手率也由4.47%增长至19.67%。这意味着新三板市场流动性的加强以及投资者热情的逐步上升。2015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大幅跃升。根据股转系统披露的数据，截至1月13日，挂牌公司已经达到1652家，加上券商已签约的拟挂牌企业3700多家，三项相加，总和接近6000家，今年以来，新三板的交易非常活跃，截至4月21日，三板成指和三板做市两只指数分别报收于1782.81点和2069.74点，比2014年年末上涨 78%和107%。而交易金额方面，今年以来日均成交达到8亿元，如此火爆的市场，有必要对有关新三板交易中的风险及涉税风险予以重视和关注：
一、“新三板”交易方式及风险
根据2013年12月30日颁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试行)》，在交易机制方面，全国股转系统将并行实施做市、协议和竞价3种转让方式，符合条件的挂牌企业可依需在3种方式中任选一种，3种方式不兼容，但若企业需求变化，可以依规进行变更。目前，新三板交易方式实施的是协议转让和做市制度，协议转让是由买卖双方在场外自由对接达成协议后，再通过报价系统成交。而做市商制度是由券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简单的说，做市商制度的买卖双方不需等待交易对手出现，只要有做市商出面承担交易的对手方即可达成交易，机构之间可以自己炒、相互炒卖企业的股份。由此，对于非机构投资者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包装”，“讲故事”的方式，投资者很可能陷入编造的误区当中，而实际公司的业务盈利前景，恐怕并没有“故事”中讲的那么精彩。且新三板不像消费零售等普通行业的A股公司，外行即使通过财务报表也能认识和理解公司的现状、盈利能力和发展情况，新三板的“高科技”特点，使得要看穿它并不容易。因此“水”也比较深。
由于火热的新三板存在不少的“造富”机会，如上演“创业故事”的股份从无人问津到暴涨的巨大转变。因此，部分拥有大量资金的投资人宁肯冒新三板市场各种不规范交易、内幕交易的风险于不顾，对新三板也是趋之若鹜，想谋求一夜暴富。上述新三板的错综复杂的乱象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对此，证监会日前便部署了第一批集中打击新三板的违规行为，包括财务造假、操纵市场、与多种违法违规行为交织的内幕交易及各类金融机构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等。管理层也重申，目前鉴于新三板初创以及中小微企业具有业绩波动大、风险较高的特点，仍设立500万的投资门槛，警戒投资者。不过也同时表示，新三板的门槛并非一成不变，是否调整、如何调整、何时调整，将视市场发展统筹考虑。达不到标准的投资人，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出投资产品参与新三板市场。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可见，从交易的实质来看，无论是协议转让还是做市制度，进行的都是企业股权的转让。故建议想涉足管理尚未成熟、发展尚未成熟的新三板前，需要慎之又慎。
二、“新三板”交易涉税事项及风险
（一）企业转让方的纳税义务和风险
1、企业所得税
对于法人企业而言，转让“新三板”的股票，属于“财产转让”的范畴，须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汇入企业应纳税所得税额，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营业税
当前，我国针对一般的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股票转让实施的是差异化的营业税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第二条规定，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本条之“股权转让”应当涵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但不包括上市公司的股票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因此，我国现行税法规定股票买卖业务属于金融商品转让，属于营业税的金融保险业税目，税率为5%。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营改增”正在快速推进，“金融保险业”将纳入增值税体系。
3、印花税
目前，国家针对新三板交易，已经出台了有关印花税的具体规定，根据《关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票有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47号）的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买卖、继承、赠与股票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依书立时实际成交金额，由出让方按 1‰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可见，针对新三板是完全参照沪深两市政策执行的。
（二）个人转让方的纳税义务和风险
1、个人所得税
当前，针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是暂免个人所得税的，《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字[1998]61号）规定：“为了配合企业改制，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经报国务院批准，从1997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针对限售股，个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继续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的规定，对以下7种情形均征税：（1）出售股权；（2）公司回购股权；（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被投资企业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4）股权被司法或行政机关强制过户；（5）以股权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货币性交易；（6）以股权抵偿债务；（7）其他股权转移行为。同时，该文件的第三十条明确：“个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转让限售股，以及其他有特别规定的股权转让，不适用本办法”。
可见，针对新三板个人转让股票的行为，是否征税需要对转让的股票性质作出判断，如果按照前文所述国务院文件“市场建设中涉及税收政策的，原则上比照上市公司投资者的税收政策处理”，则属于免税范畴。
2、营业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号）第一条的规定，“对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下同）从事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买卖业务取得的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
3、印花税
与企业股东的处理一致，自2014年6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买卖、继承、赠与股票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依书立时实际成交金额，由出让方按 1‰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三、个人取得股息、红利的最新政策及适用
当前，针对新三板个人投资者取得股息红利，已经出台了具体的税收文件。2014年6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个人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根据文件的规定，挂牌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个人已持股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直接由挂牌公司计算并代扣代缴税款。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且尚未转让的，税款分两步代扣代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国家针对新三板交易，已经出台了印花税、个人股息红利的税收政策，对于其他具体事项并未予以明确；按照国务院出台的文件精神，可以参考对沪深两市投资者已经出台的有关税收政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股权转让引发的税务争议越来越多，新三板交易双方需要在交易前明确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同时，交易双方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应当提前进行一定税务筹划，以降低交易税负，规避税收分担风险。
热点评析
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基本案情】：2004年5月27日，宏瑞公司设立，有博尔晟公司，双河电站两个法人股东，唐振云、张正云两个自然人股东，其中博尔晟公司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40%，双河电站出资32万元，占注册资本32%，自然人股东唐振云、张正云各出资14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14%。在公司运营活动中，经法定代表人唐正良授权，由股东唐振云全权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唐振云并有权代表博尔晟公司行使股东权利。2008年6月，因公司需要，唐振云、张正云拟增资扩股，遂与万家裕协商，由万家裕出资510万元，占公司30%股权。2008年8月4日，万家裕将所借510万元打入了宏瑞公司账户，宏瑞公司会计凭证记载为“实收资本”。2008年8月10日，唐振云、张正云和万家裕签署了一份《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宏瑞公司章程》），其中载明万家裕于2008年8月10日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2010年1月3日，万家裕、张正云、张光华、唐振云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股权转让，并约定转让金按当时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还明确了各股东到账股金的比例为：万家裕510万元，占53%；唐振云、唐正良（博尔晟公司法定代表人）117万元，占17.7%；张正云52万元，占5.4%；双河电站230万元，占23.9%。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向万家裕补写了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万家裕人民币510万元，此款已于2008年8月4日打入公司账户，由公司承担信用社利息和本金归还，期限为一年半，若到期未能偿还作为资本债转为公司股金”。2011年6月20日及6月23日，宏瑞公司作出《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账务自查结论》（以下简称《账务自查结论》），其中注明“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期间，唐振云于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向万家裕账户内打入人民币110万元，2011年3月3日，唐振云又将400万元人民币打入万家裕账户内。
因万家裕要求宏瑞公司将其确认为股东未果，2011年6月22日，万家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系宏瑞公司股东，出资510万元注册资本金，持有公司53%的股权；判令宏瑞公司配合万家裕办理公司股
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由宏瑞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万家裕将510万元打入宏瑞公司账户后，万家裕、唐振云、张正云于2008年8月10日签署的《宏瑞公司章程》已明确了万家裕属宏瑞公司股东且占公司30%的股权，《宏瑞公司章程》虽只有原股东唐振云、张正云的签字，但唐振云同时还代表了博尔晟公司，故该章程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应视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由此可以认定万家裕的510万元属投资款。但2010年11月20日宏瑞公司出具的《借条》已将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认定为借款，该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一年半，超过一年半该借款才能转为公司股金，而还款期限应从出具借条之日，即2010年11月20日起算，宏瑞公司于2011年3月3日归还了万家裕全部借款，故万家裕成为宏瑞公司股东的条件不成就。该案案由应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万家裕起诉时虽将宏瑞公司各股东列为被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宏瑞公司股东应为本案的第三人。
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1）丽中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万家裕的诉讼请求。万家裕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2）云高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家裕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终判决】
最高院审理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万家裕是否为宏瑞公司的股东。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一、万家裕是否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
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万家裕已经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
首先，万家裕已经向宏瑞公司实缴出资，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2008年6月，代表宏瑞公司处理日常事务的唐振云及宏瑞公司股东张正云与万家裕协商，由万家裕向宏瑞公司出资510万元，占30%的股权。由此证明，万家裕在出资之前，已经与宏瑞公司及其股东就出资事宜达成了合意。2008年7月29日，万家裕向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530万元，贷款用途明确约定为“电站投资”。2008年8月4日，万家裕将所贷的510万元打入了宏瑞公司的账户，实缴了出资，履行了先前约定的出资义务，宏瑞公司的会计凭证也将该510万元记载为“实收资本”。直至2011年3月15日，唐振云还认可万家裕投入宏瑞公司的510万元是投资款。2011年6月20日及23日，宏瑞公司作出的《账务自查结论》仍然注明“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万家裕已经按认缴的出资额向宏瑞公司实缴了出资，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
其次，万家裕的股东身份已经记载于《宏瑞公司章程》，万家裕也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宏瑞公司的经营管理。2008年8月10日，唐振云、张正云和万家裕共同修订并签署了新的《宏瑞公司章程》。虽然在《宏瑞公司章程》上签字的自然人股东只有唐振云、张正云两人，但由于唐振云同时还代表宏瑞公司的另一法人股东博尔晟公司，故宏瑞公司章程的修改经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法定的修改程序，宏瑞公司的另一股东双河电站在本案二审中也明确表示认可修订后的《宏瑞公司章程》，故其应为合法有效。《宏瑞公司章程》中载明，万家裕于2008年8月10日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宏瑞公司注册资本的30%。其后，万家裕以宏瑞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双河电站的复工典礼，并多次参加宏瑞公司的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管理事宜，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宏瑞公司主张，《宏瑞公司章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后生效”，但该章程事实上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因而没有生效。本院认为，该章程除第六十四条规定了章程的生效问题外，还在第六十六条同时规定：“本章程于二OO八年八月十日订立生效”。这就出现了同一章程对其生效时间的规定前后不一致的情形，此时根据章程本身已经无法确定生效的时间，而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法理，对《宏瑞公司章程》的生效问题作出判断认定。公司章程是股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具有合同的某些属性，在股东对公司章程生效时间约定不明，而公司法又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章程的生效问题。参照合同生效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这与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有所不同。本案中，宏瑞公司的股东在2008年8月10日即按法定程序修改了原章程，修订后的《宏瑞公司章程》合法有效，因此应于2008年8月10日开始生效，宏瑞公司关于《宏瑞公司章程》并未生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宏瑞公司章程的修改，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宏瑞公司应依法向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宏瑞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及行政责任，但根据《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综上，宏瑞公司关于《宏瑞公司章程》未生效、无效的主张，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万家裕主张，以2010年1月3日所作的《股东会决议》为依据，确认其持有宏瑞公司53%的股权。但该《股东会决议》是为宏瑞公司对外转让股权这一特定事宜而作出，后来因未能找到受让方，股权转让事宜并没有付诸实施。《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东持股比例是以各股东当时到账的出资数而非以股东认缴的出资数为依据计算出来的，主要目的在于分配股权转让款，《股东会决议》本身并没有对《宏瑞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出资数及持股比例作出改变，也不涉及宏瑞公司的减资事项，在股东会决议事项并未实施，《宏瑞公司章程》依然合法有效，各股东仍应按其中所认缴的出资数额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应以《宏瑞公司章程》为据确定万家裕持有宏瑞公司的股权比例，即万家裕持有宏瑞公司的股权比例为30％，其主张持有宏瑞公司53%的股权，本院不予支持。
二、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是否转变为债权。
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给万家裕补写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借到万家裕人民币510万元，此款已于2008年8月4日打入公司账户，由公司承担信用社利息和本金归还，期限为一年半，若到期未能偿还作为资本债转为公司股金。”《借条》出具之前，唐振云于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分两次向万家裕的账户共汇入110万元，《借条》出具之后，唐振云于2011年3月3日再次向万家裕的账户汇入400万，合计510万元。宏瑞公司主张其与万家裕之间的投资关系已经因《借条》的出具而转变为借款关系，并且通过唐振云的还款行为而将借款进行了清偿，万家裕对此予以否认。因此，《借条》及唐振云的汇款，是否使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转变成了债权，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关键问题。根据既有的法律规定，综合考虑案件事实情况，本院认为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并未转变为债权。理由是：
第一，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原则，我国《公司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转变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其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而构成公司法人格的物质基础。股东从公司抽回出资，则会减少公司资本，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而为法律所严禁。本案中，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性质上为出资款，且为《宏瑞公司章程》所确认，该510万元进入宏瑞公司的账户后，即成为宏瑞公司的法人财产，无论是万家裕主动要求宏瑞公司将其出资转变为借款，还是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向万家裕出具《借条》并将出资作为借款偿还，抑或是万家裕与宏瑞公司协商一致，将出资转变为借款而归还，本质上都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都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本院尤为强调的是，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故此，二审法院关于宏瑞公司并未将万家裕出资的510万元登记为公司注册资本，宏瑞公司或者万家裕将510万元转变为借款并非抽逃出资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借条》并不能证明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出资已经转变为借款。即便不考虑前述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因素，单纯从《借条》这一证据本身分析，亦不能得出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出资已经转变为借款的结论。《借条》对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规定了一年半的还款期限，在此期限内宏瑞公司如未能归还本息，则该510万元即转为股金。万家裕和宏瑞公司对一年半的借款期限究竟应从何时起算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按照交易惯例，借款期限应从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时起算，具体到本案，即使将万家裕的出资当作借款，借款期限也应从510万元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2008年8月4日起算，这与万家裕从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一年半的期限正好吻合。宏瑞公司主张借款期限应从《借条》出具的2010年11月20日起算，但此时万家裕已经将该款项打入宏瑞公司两年多，宏瑞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此款项却不属于借款，当然也无需支付借款的利息，而万家裕从银行贷款帮助宏瑞公司度过难关，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对价，还需要自行承担贷款的利息，这不但违背常理，也有失公平，故本院对宏瑞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按2008年8月4日计算借款期限，至2010年2月4日一年半的期限届满，宏瑞公司并未归还全部借款，按《借条》的约定，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也应转为出资而非借款。从另一方面看，《借条》载明应由宏瑞公司承担510万元贷款的利息归还义务，但事实上该项贷款的利息919820.88元系由万家裕偿还，无论借款期限从何时起算，宏瑞公司均未在《借条》约定的一年半的借款期限内偿付利息，从这一角度考量，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也应属于出资而非借款。因此，原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条》已将万家裕与宏瑞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转变为借款关系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万家裕向宏瑞公司支付的510万元属于出资款，不应作为借款返还的情形下，唐正云可以另行向万家裕主张返还其所支付的510万元。
综上，万家裕已经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借条》的出具并不能将其对宏瑞公司的股权转变为债权，万家裕有权要求宏瑞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云高民二终字第89号、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丽中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万家裕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510万元，持有30％的股权。
三、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配合万家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解析：最高院的观点
1、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
2、股东资格的确认
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
1）股东是否有出资合意，2）是否有出资行为，3）公司记帐处理，是否计入“实收资本”。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3、抽逃出资行为无效
万家裕案中，将出资转变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
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
4、抽逃出资，不能否定股东资格
抽逃出资行为无效，因此不能据此否定出资人已取得的股东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