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清巷与褚遂良祖孙

 

    下城区新华路北段有条忠清巷，其地旧有“通圣庙”，即为里人奉祀唐代名臣褚遂良之所。自唐始，忠清巷一带，一直是杭州丝绸业的中心区域，延至宋，丝绸业同人就奉褚遂良和其后代、杭州丝绸的开创者褚载为同业之祖，并在当地建了奉祀褚载的通圣庙，用以纪念褚遂良祖孙对杭州丝绸的贡献。到了清代，杭州丝绸业界又在通圣庙侧建了所观成堂，作为同业公会议事之处，民国时改为绸业会馆。由此看来，褚遂良成为杭州丝绸业的鼻祖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那么褚遂良及其后代褚载为何如此深得杭人推崇与敬仰呢？

    褚遂良，生活于隋开皇十六年至唐显庆三年（596-658），祖籍阳翟（河南禹县），晋时迁居钱塘。褚对历史的贡献，应该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书法家，他对唐代初期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唐代书法艺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他对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独特作用。唐太宗晚年，国力强盛，唐太宗还逐渐萌发了向四邻扩张的野心，褚遂良总是以政治家的胆识，直言不讳地谏阻唐太宗：“务以睦邻为首要”，要他正确处理与邻国及少数民族的关系。644年，太宗意欲亲征辽东，褚遂良鉴于前朝隋亡的历史教训，劝谏“不可渡海远征，以防不测。”但太宗不听，仍一意孤行。这次远征，时近一年，杀戮甚多，损失惨重。战争双方持久战，拖至寒冬，草枯水冻，唐军粮草殆尽，被迫回师，途中又遭暴风雨，将士冻死者甚多，以失败告终。褚遂良抓住这次惨痛教训，多次上书告诫太宗：“国家者譬诸身，两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绝域若在身外。”使太宗深感后悔，以后不再对辽东高丽（今朝鲜）轻易用兵了。

    褚遂良反对铺张浪费，讲究节俭治国，并以此屡次影响太宗。641年，唐太宗欲登泰山封禅，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褚历来反对，当劝阻不成只好陪伴出行时，他就善于抓住时机劝勉。当封禅出行到洛阳时，有人报告“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褚立即抓住契机，利用这次慧星出现的天文现象，告诫太宗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列，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慧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唐太宗深感其话有理，就下诏放弃封禅，为国家避免了一次劳民伤财之举。

    褚遂良素以正直闻名，在他担任谏议大夫兼起居事时，他继承了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对皇帝的言行都作如实记录。有次太宗试探性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他回答得十分干脆：“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所以他这种秉公正直、远见卓识的品德深得太宗信任。649年，当太宗病危之际，召褚遂良及长孙无忌同受顾命，要他们像霍光、诸葛亮那样匡扶幼主，“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同时又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褚遂良处世行事均以国家安危为重，从不顾及个人富贵进退。当高宗即位后，即欲立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后，褚与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极力反对，甚至持笏殿阶，叩头流血，对高宗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地。”他不看皇帝眼色行事，独立的人格，全以社稷为重的良德被世人称道，即使被一再贬官，但仍不后悔改道，这足使我们杭人深感骄傲。

    褚遂良还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大家，当时就有人称誉他“字里生金，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褚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楷书中保留了浓厚的隶意。著名现代书法家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道：“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书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

    褚书作品留世甚多，有《伊阙佛龛记》、《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其中《雁塔圣教序》是褚书的最高代表，字字空灵毓秀，笔笔艳丽妩媚，线条纤细柔美。褚遂良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其身世距今已有1300多年，他与故乡杭州的关系，已无从查考，他对杭州丝绸业的贡献，也无正史记载，但杭人仍世世代代口头相传，褚为杭州丝绸业的鼻祖。据我分析，一则因褚名气大，谁不想让家乡的先贤们永远光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褚遂良的后代褚载对杭州丝绸业的杰出贡献。据清光褚二十二年（1896）刻的《杭州重建观成堂记》碑文中说：“昔褚河南之孙名载者，归自广陵得机杼之法，而绸业以张。”又据清乾隆六十年  （1795）杭州东园巷机神庙的《秩记轩辕庙先蚕殿碑》说：“相传河南褚公裔孙得机杼之巧于广陵，归以教其里人，嗣后杭州所出，为天下冠。”再早一些的《康熙府志》里也载有：“忠清里有通圣庙，即宋琼花园也，神为遂良九世孙。讳载，性行端洁，学问宏博，先家广陵，传授绫锦法，归寓故里，业益清。迄今里人善于织绫锦，自神始也。”以上可见，杭州丝绸业得益于褚遂良家，其中褚载是身体力行者，而功劳一大半记在他祖先褚遂良身上了。

    我们为下城有过这两位褚家杰出人物感到欣慰和骄傲，我们将永远记得他们。